林志鵬：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二）——兼論《漢志》“小說家”之成立(8)

　　推本溯源，戰國諸子依託人物對話之寓言實受東周盛行之語類文獻影響。《國語‧楚語上》首章載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告士亹教太子之道云：“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作為貴族教育之用，乃以國朝盛衰之故事為鑑，多以君疾、災象及國難始，並以此開展對話及敘事，其體裁之特色是雜敘雜議，以人物對話寓“治國之善語”。在篇章最後，多會綴以“驗辭”，即篇中人物因從善如流或剛愎自用所獲得之報應。語之撰作目的本非記錄史實，其中雖有史事，但亦雜有虛擬成分，不可一概而論。現今所存之《國語》及近世所出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即此類文獻之彙編。[175]
　　春秋末年，公室勢力漸弱，政及於大夫，加以學術普及於民間，語類文獻亦出現由國語而家語之發展。在目前已發表的戰國楚竹書中，列國之語有上博四之《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隼（從月）》《柬大王泊旱》、上博五之《姑成家父》、上博六的《競公瘧》、《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等。[176]李零先生指出，上博所藏竹書中，此類“春秋戰國故事”還有很多，這是古代史書中最大也最活躍的一種。[177]戰國前期，儒家學者蒐集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行紀錄，編纂為《論語》，頗有比諸列國之語的意味。蓋以所記乃先聖或先師之嘉言善行，足以砥礪後學，遂以“語”命名。[178]張以仁先生指出，記語之體裁，在當時頗為風尚，如《論語》、《孔子家語》都是，而“家語”和“國語”成為一種引人深思的對照。[179]在上博所藏楚竹書中，有部分篇章性質介於列國、大夫之語及儒家之語間，如上博二的《魯邦大旱》、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及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等三篇皆是。
　　諸子記語之體可大別為兩類，一是記錄先師先賢之言行，其間雖不免有增飾之成分，但仍以真實為尚；一是託言神話傳說甚或子虛烏有之人物，設為問對，鋪陳學說。前者繼承語類文獻記錄先賢善言的特質，以《墨子》、《論語》及《孟子》為代表；後者則突破現實的藩籬，依託之範圍不限於人世，以《莊子》為代表。《莊子》書中雖有記老子之言者，但皆非直接引用，而是依託其與孔子、陽子、、士成綺、南榮趎之對話。[180]此外，《莊子》喜以儒家所盛稱之孔子、顏淵造為寓言[181]，此乃“藉外論之”之最高境界。這些寓言雖非真實，但多能兼顧原本人物之言行風格，其作者大概熟讀儒家《論語》一類文獻，所以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上述二種類型在《莊子》書中尚屬點綴性質，莊子及其後學最擅勝場處還是以神話傳說之人物寄託思想主張，此前人所論甚詳，可不贅言。
　　取《莊子》與竹書《彭祖》合觀，後者之彭祖與耇老對話，尚未如《莊子‧秋水》、《知北遊》等篇賦為長篇大論，而保有《老子》書要言不煩的特色，語不甚長，義亦不甚深。由此可推論，《彭祖》之對話體裁作為寓託思想的著作形式較《莊子》諸篇原始，其時代當在其前。宋銒與莊周皆為宋人[182]，行年又相近[183]，然則莊子之思想乃至著書體裁，皆有受宋子影響之處。但以莊生天資特異，將其思想融貫而超越之，並將寓言體裁極盡變化，遂成瑰瑋之篇章。宋子書早亡，此或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