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鵬：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一）——兼論《漢志》“小說家”之成立(9)

從體製上看，諸子或小說家這類濃縮的韻語格言若省去依託對話之人物及背景，即成為簡鍊的“語”（文獻常以“語曰”稱引），其形式實與箴銘體有關。《漢志》謂小說家“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即桓譚所說“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225]其所“綴”者蓋為短小故事或韻語，以二者皆淺近，易動人心。關於小說家之源流，《隋書‧經籍志》所論較全面：
　　
　　小說者，街談巷議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 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 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

按，此說蓋引《周禮‧地官‧誦訓》、《夏官‧訓方氏》及《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答晉悼公語為據。明人胡應麟論小說種類有六：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所謂“箴規”即《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226]蓋小說既有取於“工誦箴諫”之意，故本有近於箴銘之一類。《四庫全書總目》謂歷代小說“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並論小說具“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227]”之功能。張舜徽先生《講疏》更謂“顧世人咸知史鈔之為鈔撮，而不知小說之亦所以薈萃群言也。”[228]凡此所論，皆合於《漢志》小說之觀念。
　　前文論劉向所編之《新序》、《說苑》為小說家之淵藪，而二書皆有諷諫性質。余嘉錫先生謂：“譚獻《復堂日記》亦云：‘《新序》以著述當諫書，皆與封事相發，董生所謂陳古以刺今。’此真能知古人著作之例矣。不然，向之為學，雖非後世之考證家，然博極群書，尤熟《左傳》。《論衡‧按書篇》云：‘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婦女，皆呻吟之。’其精熟如此，豈不知司馬子反、葉公子高、令尹子西與昭奚非同時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為寶’之意耳。”[229]
　　在漢代經師的觀念中，小說家之成立與采詩及瞽史諷誦之傳統有關。先秦之小說家與道家關係密切。戰國時期，道家擅長以類似箴銘之格言說教，此不獨《老子》然，前文所舉稷下道家作品，如《管子‧心術》、《心術》、《白心》等篇及馬王堆帛書《稱》、竹書《彭祖》皆有此一特色。《文心雕龍‧銘箴》對箴、銘的源流、功能及體製特點論之頗詳，其說云：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顧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