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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只眼睛看彭祖(26)东方智者彭祖与孔子

发布时间:2024-05-22 点击量:438

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宣言:“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就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去向这位东方智者寻找智慧。他的适度中庸平和的思想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1]他们发现、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中庸平和”思想的巨大价值。

为什么他们认为只有孔子的这种中庸平和的思想才能拯救人类呢?因为诚如美国理查德•尼斯比特教授所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文化只关注自己”,而“中国文化的关键是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别人是自己的地狱”。只关注自己,要让他人乃至地球围绕自己旋转,只谋求一己、一群、一族、一国之私利;把别人当成“地狱”——敌人,千方百计要摧毁“地狱”。西方的这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便是世界不能和平、安宁、幸福的文化思想的根源。胡锦涛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英国《经济学家》等国外主流媒体就敏锐地发现,这是中国通过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所主张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从文化上说,只有大力宣传中国文化的和谐思想使之被世界认同,才能有和平、安宁、幸福的世界,只有中国文化的和谐思想才能拯救人类。

但是,他们还不了解中华文化,他们还不知道,孔子之前二千年,即四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一位东方智者生活在中国徐州。他是孔子十分崇拜的彭祖,他奠定了孔子的思想基础,是孔子智慧的源头,是孔子中庸平和思想的源泉。

毛泽东肯定彭祖在“尧时”就来到了徐州,那是早在孔子之前二千年了。毛泽东又肯定了“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影响之一便是“孔夫子就非常推崇他”。[2]根据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3])老彭是末代彭祖。

郑玄注:“窃者,《广雅释诂》云,私也。夫子谦言,不敢显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这似是而非。“似是”——孔子的确谦虚, “而非”——似乎孔子只是谦虚,而不是真正崇拜彭祖,或者彭祖不值得他那么崇拜。

郑玄又说:“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亲之。”这就全错了。孔子加“我”是表示对彭祖的崇拜,彭祖是孔子的偶像,孔子是彭祖的“粉丝”,孔子崇拜彭祖,决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老乡”——“殷人”而“加‘我’以亲之”。他们既不是同一时代——殷商时代的人,也不是同一地方——殷地的人,殷商统治过的地方何止徐州、曲阜两地。看来,郑玄还不了解孔子,不了解孔子如何崇拜彭祖,不了解孔子为何崇拜彭祖,不了解彭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明孔子崇拜、模仿彭祖的地方。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述”是“循旧”,“作”是“创始”,“述而不作”便是只循旧继承,不创新发展。这种解释被后人普遍接受,但是,这既是对孔子也是对彭祖的贬损了。

这些古代名家的解读被后代乃至今人接受,误导了后人对彭祖和孔子的认识。必须重新认识孔子对彭祖崇拜的原因、程度和内容,认识彭祖对孔子的很大影响,孔子“中庸平和”思想的来源。

 

 

孔子崇拜彭祖的第一个原因是,孔子认为彭祖是与舜齐名的、使天下大治的政治家,而孔子也渴望成为彭祖这样的政治家。

《大戴礼》记载,孔子回答宰我的问题时说,尧“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4]孔子认为,彭祖是与舜并列的政治家,辅助尧帝把天下治理得好好的。“治之”的“治”,是“天下大治”、“长治久安”的“治”,不是治理,而是治理得好,使天下太平,社会和谐。这是孔子崇拜彭祖的第一个原因。

孔子也想成为彭祖这样“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家。孔子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不给我时间了)……吾将仕矣。”(《论语·阳货》[5])他迫不及待地要当官做事,而且拍着胸脯说:“苟有用我者,期月(一个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6])所以,他曾经周游列国,游说诸候,迫切期望辅佐明君,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愿望。

孔子崇拜彭祖的第二个原因是,孔子认为彭祖是令他自愧弗如、无法企及的伟大的教育家,他也要成为彭祖这样的教育家。

《大戴礼》又记载:

公(鲁哀公)曰:“教他人则如何?”

子曰:“否。丘则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

孔子被后人尊为中国第一位教育家。但鲁哀公问他在教育人方面怎么样,孔子说:“不行,我不能。”谁行?从前商代的彭祖(和仲傀)才行,彭祖教大夫如何施政,教士人如何当官,教百姓谋生技艺,还结合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指导他们把过分、过头、过度的东西放弃、抑制一些,把不及、不足、不够的地方弥补一些,使他们的行为符合阴阳合和、人天合和、中庸平和的品德标准。“扬则抑”的“扬”,是超过中和、中正的一些东西,“过(过头)”的东西,所以要“抑”,压抑,抑制,减少,如欲望“扬”了,便是贪,要压抑下去。“抑则扬”的“抑”,是达不到中和、中正的地方,“不及(达不到)”的东西,譬如达不到一定的道德标准,爱心不够,所以要“扬”,弥补。因此这个符合人天合和之道的“德”是中庸平和。孔子面对彭祖自愧弗如。这不是谦虚,而是崇拜。孔子认为彭祖是自己无法企及的教育家。孔子在不能成为像彭祖一样的政治家“达则兼济天下”之后,只能“穷则独善其身”,便只能搞教育了,希望他的弟子们能去“兼济天下”,实现他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

孔子崇拜彭祖的第三个原因,是把彭祖作为传承华夏文化的思想家来崇拜的,他也要成为这样承上启下的思想家。

孔子以彭祖为榜样,效仿彭祖“信而好古”——继承华夏先民开创的传统文化。“信而好古”,便是坚定地相信因而爱好继承华夏先民开创的文化。商朝末代彭祖老彭便汇总尧帝以前四千年诸多文明之精华,汇集从尧到商末千余年华夏先人诸多文明之精粹,参与发明了反映华夏先民诸多文明的古文字,开创了有文字记录的真正文化,包括哲学文化、社会政治伦理行为文化、人体生命文化、养生文化等等,奠定了后三千年华夏传统文化之基础。(详见《彭祖文化的原始依据》)孔子便相信并继承以彭祖为代表的华夏先民开创的传统文化。他收集、整理《诗》、《书》、《礼》、《易》、《春秋》、《乐》作为教材,成为六经。《周易》便是华夏先民哲学文化的汇总与发展,《尚书》是华夏先民社会政治文化的汇总与发展,《礼记》是华夏先民社会伦理文化的汇总与发展。

孔子效仿彭祖“述而不作”。我们以为,这“述”不是指“继承”而是指讲述,这“作”不是指“创造”而是指写作。彭祖之时,文字初创,文字载体只是龟甲兽甲,用途只在于占卜,记载占卜内容,只能形成简单语句、文段,还不能写成长篇文章,所以彭祖只能“述而不作”——讲述而不写作。后来由其弟子记述其言行成《彭祖经》。但不能说彭祖只有继承没有开创。众所周知,彭祖开创了烹饪术、导引术、房中养生术——养生学。而他参与古文字发明,更是伟大的开创。他与同事们巧妙地用象形、指事、会意的方法,让古文字符号本身(而不是文章)成为特殊的信息库,反映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形态,这更是最伟大的创造。古文字符号反映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是有所继承的,譬如他们关于人体辉光的观念,在旧古器时代的壁画中已有了;他们的阴阳观念,在伏羲时代的原始八卦中就有了。但是,是彭祖们第一次用文字形式表现了阴阳合和生万物、“以人为本,人天合和”等观念,这不能不说是发展,是开创。孔子时已有竹简,可以写作了,不过由于他太崇拜彭祖了,所以也“述而不作”——只讲述不写作,也由其弟子记述其言行成《论语》。但是他在讲述中有阐述,有发展,有创造,开创了儒家文化。绝对不能认为孔子只有继承,没有创新。

 

 

在教育方面,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等是从彭祖那里继承来的,孔子全面效仿彭祖而又发展。

孔子效仿彭祖“有教无类”,进行全民教育;因材施教,区别对待,以利个性发展,不拘一格育人才。彭祖“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既教官(大夫)又教民(庶人),既教文化人(士)又教劳动者,教育对象是全民的,教学内容是因人而异的。孔子正式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7]),不论什么人,只要交“束脩”(一束肉脯)——学费就教。他是否搞班级式教学,不得而知,可知的是他善于因材施教,对有不同个性、特长的弟子有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方式。

孔子效仿彭祖讲究教育的实用性,满足社会的多种需要,为社会大治(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服务。彭祖教大夫施政,教士人为官,教百姓技艺,谋求的是人天合和——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孔子教六经,涉及哲学(《周易》)、政治(《尚书》)、伦理(《礼记》)、历史(《春秋》)、文学(《诗经》)、艺术(《乐经》)。他还教六艺:“数”——术数,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射”——射箭,“军训”;“御”——驾车;“礼”——行为教育;“乐”——演奏技艺;“书”——书法。谁说孔子迂腐保守?他时髦得很,走在时代前列,实际得很,搞的是全面的素质教育、实用的“职业技术”教育。

孔子效仿彭祖“缀以德行”,把思想道德行为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彭祖对不同人的“业务”教育、成才教育是不同的,但都要“缀以德行”,结合思想道德教育,所以育人教育是共同的,是第一位的。周代“彭祖”、孔子的老师老子著《道德经》,就只讲“道”与“德”,也把“道”与“德”放在人生第一位。孔子也把德育放在第一位,整部《论语》讲的都是社会政治、思想修养、伦理道德。

当然,孔子与彭祖不同,他不像彭祖那样教劳动谋生技艺,譬如不教农业技艺,认为那是“小人”的“劳力”的事。他要教的是“君子”的“劳心”的事,也就是当官治理天下的事。

 

 

彭祖最早表达了中庸平和思想,是孔子中庸平和思想的源头。

末代彭祖老彭参与了甲骨文的发明。而甲骨文等古文字符号是特殊的信息库,反映了以彭祖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文化人、华夏先民的思想观念,包括反映了彭祖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庸和谐的思想。

彭祖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辩证的。他认为世界是由本源物质“元”组成的。(本书作了删节,字符及详细解读见《彭祖文化的原始依据》,下同。)所以“元”字,本来由上部的“二”(上,代表“天”)与下部的“人”组成,表示“人”和天都是由元生成的。后代还有一个“元”字下面还加画了个动物,进一步诠释了“元”的造字机理,表示“元”是生成天地、万物、人的共同的本源的物质。周代彭祖老子把“元”称之为“无”,认为万物生于“有”(次本源物质,如原子、分子),“有”生于“无”——无限小的本源物质“元”。基于唯物观念,彭祖虽然是巫汉、“异能之士”,却“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8]。

古文字符号“化”、“神”则反映了彭祖们的既唯物又辩证的观念。“化”画一正一反、一颠一倒两个人——一男一女,代表一阳一阴,显示阴阳矛盾是事物变化的动力。“神”本为“申”,画一男一女下身合一,显示男女交合可以生人,使人类延伸,阴阳合和可以产生新事物,使事物发展。“神”不是超自然的神灵,而是事物发展的神秘规律。这继承了伏羲开创的阴阳八卦观念,奠定了华夏传统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的基础。

基于这一哲学观念——“阴阳合和”生万物的人天共同之道,彭祖们产生了“以人为本、人天合和”的人天关系理念。古文字“天”,不以日月星辰代表“天”,而以人代表“天”,这便是“以人为本、人天合一”。“合一”应理解为“合和”,和谐统一,而不是混同、等同、同一。人天同“道”:人天同“元”, “天地与我同元,万物与我同根,人人与我同体”(《元极秘录》);人天同律,阴阳矛盾,阴阳合和。所以,人天虽有矛盾,也可以统一——合和。另一个“天”字,人的头顶心、手掌心、足底心是反常地敞开的,显示人体是开放的系统,要与“天”交换物质、能量、信息,所以人与“天”必须也可能合和。这个“天”字头部一横代表大脑,代表思想,人因有它而成为万物之灵,所以人天关系要以人为本,人要负道德责任,关键在思想观念。

“天”其实指人外一切,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社会他人。所以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个人要与社会和谐相处,自己要与他人和谐相处。因而这里边便涉及社会理想了,总体上是要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譬如,彭祖反对“谋得战胜,兼弱取乱。”[9],反对战争,反对动乱,反对弱肉强食,反对过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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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合和”的人天共同之道与“人天合和”的人天关系之道,体现于人类社会行为准则便是“中庸和谐”或“中庸平和”或“中庸和平”之道。彭祖已经有了这个思想观念。如一方面他提出“冬温夏冷,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10],另一方面又提出“冬不欲极温,夏不欲极凉”[11];一方面指出“体不劳苦,以致风寒之疾”[12],另一方面又强调 “不欲甚劳,不欲甚逸”[13]。彭祖认为,如果“不顺和平之道”,可能会“须臾气衰于不竟之际”,死于不该死的时候[14]。彭祖又说:“养生之具,譬犹水火,不可失适,反为害耳。”[15]养生的东西、方法就像水和火,不可“失适”,不可不足,不可过分。水少则旱,水多则涝;无火不能做饭、照明,火多了成灾。过犹不及,就反而有害了。所以,彭祖“扬则抑,抑则扬”,务求达到中庸平和的行为标准。这不就是提倡不偏不倚,认为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吗?

这种观念,在彭祖们发明的古文字符号中也有反映。“中”字,《说文》从后代字形讲是画了口内出线。其实,本来画的是旗杆竖在石眼中,表示要中正,不要歪斜;后来又画成上下对称,表示要适中,正中,不要偏斜。 “庸”字,《说文》也根据后代字形说“从庚从用”,是“用”的意思。其实本来画的是庭院建筑,对称图案,表示庭院建筑要采用这种对称、中正的方式,引伸出“采用”之义。 “正”字,画一个“口”一只脚(“止”),或从“一”从“止”,表示走到这里正好,可以止步了,表示要适可而止,因为过犹不及。 “适可而止”的“适”,《说文》根据后代字型讲是形声字,形旁是“走之”,另一部分是声旁。其实,本来没有“走之”旁,只有由“帝”和“口”组成的“啻”,“啻”是停止的意思,为什么又是“适”字呢?我们猜想,造字机理是帝开口发话了,不要再争了,到此为止吧。所以也含适可而止的意思。

所以,中庸和谐思想,早在孔子之前的彭祖时代以彭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开创者就有了。它的哲学基础是阴阳合和、人天合和。

 

 

孔子继承、发展了彭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产生的中庸和谐的行为准则。

彭祖“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孔子也“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16]) 。不过,彭祖以阴阳合和产生新事物为“神”,认为“神”是神秘的客观规律,并不承认有鬼神。而孔子也许承认有鬼神,只是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逝》[17]),“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18])。(或者孔子也不信鬼神,但是,在普遍都是“有神论”者的大环境中,他为了避免正面冲突,所以采用了委婉的说法来反对“事鬼”。)

彭祖主张“以人为本,人天合和”,不要“谋得战胜,兼弱取乱”,彭祖平叛,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谋求和解,使对方“来归(归顺)”、“来宾”。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19])。孔子为实现人际和谐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20])、“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1])的“忠”“恕”之道。孔子认为“君子成人之美,而小人成人之恶”(《论语·颜渊》[22])。子贡问他,“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大概是)‘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23])。对人忠诚,成人之美,帮助别人实现理想;对人宽恕,容人之过,不让别人进入困境,这是实现“和”的两条立身原则。

彭祖在育人、养生方面体现中庸平和之道,孔子正式提出“中庸之道”。彭祖在教育人方面,“扬则抑,抑则扬”,过头的就压抑一下,不足的就鼓励弥补一些,务求阴阳平衡,既非“不及”,也不“过之”;在养生方面强调人应“不失其和”,认为“用之过当,反为害耳”(《彭祖答商王问》[24]);“不顺和平之道,须臾气衰于不竟之际”。这些都贯彻了阴阳合和、人天合和的中庸“和平”(平和)之道。孔子便明确提出“中庸”之道,而且认为“中庸之道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25])。“至”是“至高无上”的“至”,意思是“最”,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中庸”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和从政的根本原则

彭祖把中庸之道称为“和平之道”,孔子把中庸之道称为“中和”之道。彭祖提出“和平之道”,讲究阴阳平衡、和谐和平。彭祖讲求一个“适”字:适宜,适当,适度,适可而止。彭祖反对“过”,过分,过度,走向极端,认为“过”了,便“反为害耳”。所以他主张“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疲,卧不及极”,“不欲甚饥”,“食诫过多”,“勿极渴而饮,饮诫过深”。[26]孔子则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和”之道,可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中庸》[27]),孔子也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28]),认为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29]),他自己便“温(温和)而厉(严肃),威而不猛,(谦恭)恭而安(安祥,不卑)”(《论语·述而》[30])。

孔子的治世之道是“礼”、“仁”二字,也源于彭祖。孔子向彭祖后裔、周代“彭祖”老子请教过礼。孔子可能不仅从现已失传的《彭祖经》等古代典籍中,而且从老子那里了解了彭祖的事迹和思想观念,所以才十分崇拜彭祖,继承了彭祖的思想。而我们却只能从彭祖参与发明的古文字符号来窥探彭祖的原始文化了。

彭祖作为巫师,负责祭祀天地祖先,这是当时最大的礼。“礼(禮)”,右边原来下面画装食物的“豆”,上面是装的食物,左边是“示”,是给……看的意思。祭祀之礼是供奉食物给天地祖先看,表示敬意。(吃还是人自己吃)礼者,敬人。礼,讲求行为要符合身分、地位、辈分,不可越轨,强调尊上,在当时是维护等级制度,要求“克己复礼”(《论语·颜渊》[31]),要求“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用德来引导,用礼来约束)(《论语·为政》[32]),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33]),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34])。

彭祖们发明的古文字中,“仁”字,蕴含了心中要想着千千万万人的思想,只有两个人也要相亲相爱。(见《彭祖文化的原始依据》)孔子就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尤其强调爱下,爱弱势群体。他认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35]),“里仁(内心仁爱)为美”(《论语·里仁》[36]),“人而不仁,疾(厌恶)之已甚(太过分),乱也(是乱的根源)”(《论语·泰伯》[37])。

彭祖认为对立的方面要和谐统一,以化为本,阴阳和谐,“不失其和”。“礼”与“仁”是一对阴阳矛盾,也要和谐统一。孔子就提出要把“礼”与“仁”、外与里结合起来,使两者结合。他认为下敬上,上爱下,子尊父,父爱子,民敬官,官爱民,臣忠君,君爱臣,便达“和为贵”的要求,就能使社会和谐。他说,“人而(如果)不仁,如礼何” (《论语·八佾》[38]) ,人要是不仁,礼有什么用,强调了“仁”的重要。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 [39]) ,只有“克己复礼”——约束自己的违背社会道德的思想、行为,使行为恢复到道德要求,才可能去关爱他人,强调了“礼”的重要。

彭祖十分忠诚于夏朝,帮助夏禹、夏启出谋划策,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但是当夏桀不仁不义、荒淫无道、不听劝谏、杀害忠良后,彭祖就以民为本,坚持正义,助汤灭夏。所以,这个夏朝伯爵也就还能在商朝继续担任伯爵。而孔子与后代儒家提倡愚忠不同,他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41]) ,其中“君君,臣臣”,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如果“君使臣以礼”,那么“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40]),但是,如果君不君,不“使臣以礼”,臣子是可以驱逐国君的这种忠君与爱民、“和”与“斗”的统一,同样是彭祖的阴阳合和、人天合和观念和实践在孔子中庸之道、社会治理、伦理行为上的体现。

 

 

在其他一些方面,孔子也仿效彭祖。如彭祖是导引养生始祖,既有动态导引——仿生动作导引,又有静态导引——坐、卧导引;孔子也有“坐忘”之术,也即坐式静态导引。后代儒家提倡半天读书,半天“静坐”,练静态导引术。

当然,孔子不仅继承了彭祖原始文化,而且发展了彭祖原始文化,开创了儒家文化。“儒者,柔也。”(《经典释文》)彭祖作为导引始祖,“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柔若无骨,是柔家始祖,也即儒家始祖。但是孔子从呼吸之“气”引向精神之“气”,从体柔引向行柔、政柔。行柔,即“礼”、“仁”,政柔即仁政。孔子反对暴政,主张仁政,认为“苛政猛于虎也”。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主要是在哲学思想上的继承而有中庸之道,在社会伦理上的发展而有儒家文化。

彭祖无文章著作传世,又被后人奉为养生始祖,人们偏于研究其养生之道,而忽略了其哲学思想,因而外国人不知他是更早的东方智者,不知孔子中庸之道的渊源,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探讨彭祖与孔子的关系,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服务。

我们写作本文是为了说明,被75位诺贝尔奖得主认定可以使人类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生活的人天合和、社会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产生得很早。它不是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才产生的,而是早在孔子之前一、二千年的彭祖时代便已经有了的。彭祖文化是孔子儒家文化的源头,孔子儒家文化是彭祖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彭祖文化发展中产生的一个分支,侧重于社会和谐,人际和谐。而老子道家文化是从另一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彭祖文化,是彭祖文化发展的另一个分支,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而且彭祖文化中人天合和、社会和谐的思想植根于更早的中华民族原始的经济和生活状态。西方文化产生较晚,产生于已经有了私有制、私有观念,阶级对立的社会,所以有强烈的私有观念和对立观念。而中国文化产生较早,产生于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私有观念、没有阶级对立的原始社会,首先产生了和谐、合作的观念。如人们种植和生活离不开水源。除了自然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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