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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彭光烈口述 李劼人记录”珍贵历史文献两则及彭光烈之孙彭铸的回忆

发布时间:2024-02-12 点击量:538
 
隆重纪念辛亥革命暨四川保路运动一百周年
 
刊发“彭光烈口述  李劼人记录”珍贵历史文
 
献两则彭光烈之孙彭铸的回忆
 
 
彭忠东、彭铸/辑录
 
      按语:值此海峡两岸隆重纪念辛亥革命暨四川保路运动之际,特刊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四川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采访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新军将领、老同盟会员彭光烈的记录两则:《彭光烈谈十月十八兵变乃赵尔丰及其心腹的预先策划》、《李劼人记彭光烈谈改编同志军情况》,附彭光烈之孙彭铸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两岸同心护瑰宝  百年辛亥慰先贤》,以作为对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先烈和诸多先贤的纪念与缅怀,并提供研究者参考。
 
 
其一
李劼人记: 彭光烈谈十月十八日兵变乃赵尔丰及其心腹的预先策划
 
      川督赵尔丰鉴於环境逼迫,不得已将川政交与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朱乃赵尔巽调来,离川时交与乃弟尔丰,朱是其亲信私人,手握重兵,权威极大,交朱等於不交,且可以平民愤而待机观变,逆料祸变必起,那时出而戡乱,使川人心服口服,重督川政是意中事。赵支配成立军政府,蒲任正都督,朱任副都督,军政大权多决於朱。赵氏增调防军,共约两万人到省自卫,防军官长,多赵心腹,装备简单,枪支九子毛瑟,饷糈不厚,官兵全数哥老,少操无课,纪律不佳,官兵去留甚易,随补随离。赵氏与防军主干,朝夕密谈恳亲,确闻防军首脑多人,有向赵氏磕头哭泣,誓言始终拥尔丰重秉川政,尔丰更予嘉勉其忠,愿同患难,对该首脑等密约。於是省城防军在秩序紧张中,各人推出代表一人加特任代表,内有二三陆军代表参加秘密会议,把准备暴动的口令“○胜”分划各官长指挥责任,待令即动。其时防军早派出代表向蒲、朱都督,要求发给恩饷三月,陆军部长尹昌衡请托孙兆鸾与其展转交涉数日时间,多日不决,恰遇蒲朱都督命令在省城防军准十八日午前九时,全部齐集东较场听候训话,点名请饷。十月十七日防军各主干密定十八日在东较场趁齐集机会,如不能达到要求,即向天鸣枪发难,自由关饷,只号“不照”,饱载之後,还是归营,即行拥赵的决策,其内部吃血酒,掉大帖,宰鷄狗攒堂,重申哥老的团结,大家磨拳擦掌,三更造饭,黎明出发,奔赴将次发难的东较场,指日定可发财。赵尔丰与防军亲笔朱单,大意云:本月初间,尔丰见国势不支,将政权交与蒲、朱二人。孰知他们不善办理,酿成巨变,使百姓受苦、流离失所,皆尔丰一人之过,今望众官兵体察人民艰苦,火速归营,需用银钱首饰簪环,督院衙门不少,请你来分用,不要重扰人民,以後一切,自有尔丰替你们照料负责。……
      十八日午前九时半,蒲、朱都督偕至十七镇司令部,尹昌衡和与会诸人先後到达,防军首脑已到会,共约五十余人,会议开幕,先由蒲、朱训话,尹则继之申明纪律责任,被训者纷纷责难,抵抗不服骄横的态度已不可遏止,会议毫无结果。其时约十一钟,两万防军布满东较场的密集部队行列中心,突然鸣枪,登时暴动,几十几百成群,向四面各个街口飞奔,把所有饮食担摊踩烂捣毁,窜入街市,零星枪声,密集枪声,随处闻之。沿街抢掠,全城关闭,十足罢市,随即窜入中心和东西南北街道,尽量抢劫,枪声处处可闻。入暮抢劫轮到当铺、藩库、银号、钱庄,字号,火光大起,火场达百余处,越燃越大,全城通红,无人敢救。被劫大铺,地面堆积很厚包银饯货物的纸张。抢皇城军装武器库开始了,一人背二三支枪,夯子弹匣的极多,彷佛是自由凯旋的样子。藩库开抢了,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的一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揹两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遇黄雀击毙重抢的不少。乡镇野外同志军、农民及豪侠之士,虏获枪枝银钱极多。这个自由关饷,尽情抢劫的名词,叫做「打起发」。我通夜都在街上,收容陆军少数散兵,亲见亲闻的甚多,完全是事实,赵尔丰被杀的主因,亦伏其中。
 
      编者按:原件只署写信时的月日,未署年。李劼人先生一九五四年间重写「大波」时,曾与编者多次往来,於我处借阅未出版时的拙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全部稿件。此件和後件及「彭光烈谈话节略」等,亦即於是时为李劼人先生提供。故此件及後数件写书信时间,亦当为一九五四前後。
    抄件:原为李劼人记《彭光烈谈话节略》的补记。
    [摘引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史料丛刊(23)”《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彙纂 (下)》戴执礼  编第五卷  第十四章  四川君宪人士与赵尔丰妥协成立四川军政府    一九○八页至一九○九页]
 
 
其二
李劼人记  彭光烈谈改编同志军情况
 
    祟庆州同志军首领孙泽沛,编为步兵第七标,孙任标长,他的幕中有日本留学生帅吉珊,崇庆州秀才龙新轩、大邑秀才李子青、速成学堂李俊。
    组成份子以封建会门最多,知识分子、农民激烈分子和无业游民。入省城後,大部住青羊宫二仙庵一带。
    队伍首领,有简秀山、张么贡、余子凡,车耀先诸人。
    活动与住在地,廖坝乡下及大花枝一带,曾围攻崇庆州数次,逾十余日,在金河三渡水擒获击毙送子弹之八标督队官陈锦江,七标队官周启捡,获得全队九子步枪百余支,子弹四十余万,联络方法,以派人走字样、或写信,全照会门方式方法。
    温江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吴二大王)编为炮兵第二标,吴庆熙任标长,幕中有茂县县人谘议局议员张子麟、李树勋,李煜生(速成毕业)。十月十八变乱後二日入城,住谘议局,大部份住草堂寺一带。队伍头领有简云龙、马汶山,组成份子与孙泽沛同。
    灌县、郫县,崇宁同志军首领张尊、张捷先、张熙编为第五标,张尊任标长、张捷先任师部参谋长、张熙任理番县长。
    彭县同志军首领刘荫西,编为骑兵第二标,刘荫西任标长。
    绵竹同志军首领侯国治,编为步兵第六标,侯国治任标长,何清任第一营营长。
    双流同志军首领彭鼎新,编为第八标,彭鼎新任标长,贺佩修任第一营营长。
    崇宁同志军首领杨时雨编为工兵第二营,杨时雨任营长。
    李国英任辎重营长,是陆军官兵编成。
    陈廷杰任特别营营长,是陆军编成。
    华阳同志军首领秦载赓,编为步兵第一标,秦载赓任标长。(编者按:秦载赓在九月十九日已於井研牺牲,其弟秦省三统其众,秦省三在四川军政府亦无任标长之事,或系记忆之误。)
    敍府嘉定同志军首领胡重义,编为步兵预备第二标,胡重义任标长。
    雅州、天泉、芦山、沐川同志军首领罗子洲(罗八千岁)编为步兵预备第三标,罗子洲任标长。
    同志军目的一致,反清抗粮抗捐,打倒首逆赵尔丰和助纣为虐的田徵葵、周善培等官僚,占据乡镇、攻取城池,以争回川汉铁路,救护蒲、罗等十位先生为号召。
    同志军素质,是以农民起义武装,纯是抬炮、明火枪、刀、矛、梭标等旧式军器,间有少数单响毛瑟,有快枪者实属寥寥,专恃爱祖国、爱人民热忱,冲锋陷阵。饷粮服装多从劝募中得来,纪律甚好,不扰民,不杀民,群众对之,不以为扰,极表同情。
    同志军虽是袍哥,大半是来自田间的农民,体质强健,性质优良,服从甚好,遵守纪律,颇能吃苦。
    新津周鸿钧是防军管带,率全营起义,与侯宝斋及各同志军混合协同占领新津,与官军抗战最强的一股,停战後退走,沿途伙并防军枪支,共步枪五百余支,住自流井被滇军袭击阵亡,可惜民军少一员智谋兼有的猛将。
    陆军第二师官兵,纯是起义,来自田间,不谙军事,不知军风纪,为使其逐渐正规化,开办军官研究所一所,所长由我(彭光烈自称)担任,每营调下级军官三分之一,全师可得百卅人,以三月为一期,九个月即可将全师下级军官训练完毕。成立模范团一团,兵源由各标平均选送,训练三月,人数约为一千五百人。并调整各级干部,以王陵基任团长,彭志(保定毕业)刘斌、吴家汉(武备毕业)何畴分任营长,经过三期,即可供给全师军士数目,民二年冬,全师即可达到正规化。
    讨雅州边务大臣傅华封。第二师派侯国治率步兵第六团,我率护卫营一营到雅,同第一师赵南森旅长会攻雅城,到三日三时,炮兵击毙夏营长後,归顺防军约五万,擒获赵尔丰心腹傅华封,押解回省,正副都督及全城文武数百人,都至武侯祠欢迎讨逆军凯旋,鞭炮红绫,轰动一时,傅逆入城被看管於皇城内,後著《西康建省》一书,一年後,释放还家。雅乱敉平,讨雅善後,曾派正参谋李俊调查川边情形。
    吾川反正,第二师编制就绪,派李树勋率骑兵第二团全团援助陕、甘反正,龚达司令率步兵第五团团长张尊、教练官陈国栋平松潘夷乱,战事中,以猫儿岭为激烈,我师阵亡官兵六十余,员兵尸灰,凯旋时带回成都,分别安葬,或交其家属领回,分别优发恤金。
    派第二师参谋长李树勋率骑第二团,团长刘荫西,护卫一连援助陕甘,催促反正,经宁羌,略阳到达甘肃徽县,时约二月余,陕甘反正後,即行调回。
    李劼人提供原件:原题:《同志军组织情况》下注「彭光烈口述、李劼人纪录」。
[摘引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史料丛刊(23)”《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彙纂 (下)》戴执礼 编 第五卷  第十四章  四川君宪人士与赵尔丰妥协成立四川军政府    一九四六页至一九四八页]
 
 
     两岸同心护瑰宝  百年辛亥慰先贤
 
彭  铸 撰文 
 
      著名四川乡土作家李劼人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重写反映四川辛亥革命和保路运动的历史小说《大波》,曾经拜访了多位当时还健在的辛亥老人,收集整理了不少珍贵的史料。1962年,《大波》尚未完成,劼老猝然逝世。四川作家沙汀打算续写《大波》。沙老接过劼老手抄的“两大本资料”在“文革”中全部散失。《大波》未成完璧,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大憾事。所幸,当年劼老交给四川省图书馆馆员戴执礼先生保存的若干珍贵史料的抄件,历尽劫难,终于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彙纂》中重现于世。海峡两岸有识之士,保护珍贵历史文献的成功努力,又成了足堪告慰劼、沙二老和诸多先贤的一段佳话。此文回忆了作者儿时亲见亲闻劼老与其祖父彭光烈交往,搜集整理有关史料的一些往事。
    四十四年前的1962年12月24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李劼人先生永远离我们而去了。这位对四川人民怀着无限深情,对川西坝子田园风光无比眷恋的乡土作家,在临终弥留之际喃喃低语:“我的《大波》还有三十万字……”《大波》未能完成,是这位大作家的终生遗憾。劼老逝世之后,他的挚友,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的“川派”作家沙汀打算续写《大波》,接过了劼老生前手抄的“两大本资料”和“《大波》提纲的初步设想”。不料,在接踵而至的“文革”中,这些宝贵的资料全部散失了。1977年,沙老在给劼老的女儿李眉的信中写道:“散失了劼老苦心记录下来的材料,使我不安。”以后,他又多次向人诉说此事,仰天长叹。沙老逝世之后,续写《大波》的希望更加渺茫。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每当听到电视剧《三国演义》那充满历史沧桑感的主题曲,我就会想到,如果按照劼老的愿望,假以天年,让他活到85岁,写作到85岁,改到85岁,他的《大波》,很可能成为与《三国演义》等名著的并美之作。《大波》,这部未完成的史诗般的历史小说,被人们称为“断臂的维纳斯”。此语实在是苦涩而又无奈。
    我的祖父彭光烈、伯祖父彭兰村,都是四川辛亥革命和保路运动中的老人,他们又都是劼老《大波》这一历史小说中以“真人”身份出现的艺术形象。前者是同盟会员、新军中革命派执掌“兵权”的“实力人物”;后者是“川汉铁路董事局主席”、保路运动领导人和“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此外,平乱上台的“威猛金刚”尹昌衡都督;保路领袖、“川北圣人”张澜;奔走斡旋,为成都少城满蒙军民“和平易帜”避免无辜受戮、实现民族团结作出重大贡献的副都督罗纶以及川中耆老徐子休;随大流投身革命,后来投靠袁世凯当上“四川督军”而被世人称为“枭雄”的将军周骏;刺杀“宗社党”党魁良弼壮烈牺牲,被孙中山先生追赠为大将军的彭家珍烈士等人都是我自幼从“家常龙门阵”中听来,耳熟能详的世交故谊或亲戚家门。他们都算得上是当时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在劼老笔下,一些“虚构人物”的“原型”,同我家也有一些“转弯抹角”的“竹子圪篼”亲戚关系。由于有了这一点特殊因缘,我读《大波》便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可惜,在《大波》第四部中,祖父等一批人物刚刚登场,他们的故事尚未全面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未臻丰满之际,由于劼老的猝然逝世便再也没有了下文。按照史实的演进,他们的精彩的故事,那些革命先辈、志士仁人和川中父老乡亲一道,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写历史,在中华大地、川中舞台上演的一幕幕可歌可泣、威武雄壮的活剧,恰恰应该落在《大波》未竟的“三十万字”之中。“掀天巨浪骤然间停止了奔腾”,《大波》在“小说高潮即将到来的紧锣密鼓、浓墨重彩中嘎然而止”。几十年来,我于遗憾、期盼、失望之中,更多了一层失落与痛心。
    2006年夏天,我和马来西亚《世彭会讯》杂志特约撰稿人彭商泽先生在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查阅资料。一个偶然的巧遇,发现了199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由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执礼先生主编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彙纂》一书。厚厚的三大本,篇幅浩大,达二千二百多页。翻阅浏览,《李劼人记彭光烈谈改编同志军情况》和《李劼人记彭光烈谈话节略补记》等数篇史料,赫然在目,真是令我如获至宝,喜出望外。连忙复印,携回家中,仔细阅读。这些资料,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珍贵文字。今既见之,不由得促使我去追寻历史,回首早已淡忘的往事。
    《大波》,最早发表于1937年。郭沫若先生阅后,曾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左拉之待望》的文章对李劼人先生和他的作品给予高度的赞扬。文学评论家司马长风称李劼人先生是“三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七大家之一”,认为他的作品“有直逼福楼拜、托尔斯泰的气派”。但劼老对初版《大波》并不满意。建国后,在川籍老帅陈毅、聂荣臻和张秀熟、沙汀、艾芜、巴金等领导、朋友的建议与鼓励下,劼老毅然决定在他担任成都市副市长工作之余,“另起炉灶”,重写《大波》。现在人们读到的1962年版《大波》,按照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的评论,已是劼老“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有所提高”的重写本。
    作为一位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为了“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让读者“了解当时历史的真实”,从1954年春天开始,劼老便有计划地系统收集有关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史料。为了查清一段史实,他曾经“翻了二十多万字的文件,收集了许多证据,拜访了十几个人”。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的祖父和劼老经常见面。当时,我已十岁,是正在读小学的一名“顽童”,但已经知道一些事情。经过五十多年时间流水的冲洗,许多珍贵的场景早以忘却。竭力追忆,也只能找回些许的碎片和依稀的影子。
    记得当时我祖父在市内的寓所在北门小关庙街富德里内。听我的继祖母林仲华老人(林冰骨之胞妹。林冰骨,资中人,又名林启一,老同盟会员,曾任同盟会四川支部长)说,“李市长”到这里来过几次,同祖父一道回忆辛亥革命时的情况。“李市长”还派车接祖父到他“府上”去谈过多次。两位老人,也曾相约到文殊院(成都北门著名的佛教寺院)“藏经楼”去参观过。我祖父也曾写过不少的回忆文字,有的提供给劼老作为参考。祖父还亲自到劼老在东门外上沙河堡狮子山麓(现四川师范大学北大门旁边)的“菱窠”去过。但究竟去过几次,不得而知。其中一次,有隔房的一位伯父陪同,我也“撵路”跟着去了,在这里与李劼人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我这位伯父的家在下沙河堡一家饲养着几十头黑白花奶牛的“成都牧场”旁边,隔着老成渝公路,与“菱窠”相望。伯父经常接祖父到这里小住。祖父也很喜欢这里“田园牧歌”式的农村风光。在这里,我结识了一群小伙伴。这个地方遂成为我所向往的乐园。大概是在秋天吧,天气还没有转凉。菱角堰里铺满芰荷,柳树上依然蝉鸣阵阵,竹篱笆墙上还点缀着牵牛花。祖父和劼老见面都非常高兴,在那栋“亮一柱”的土墙茅舍的客厅里和走廊上围坐品茗,讨论书写的稿子。祖父是军人出身,身材高瘦而精神矍铄,嘴唇上留着一抹“孙中山”似的胡髭,在别的小孩子的眼中颇有威严之感。但在我的心目中,祖父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人。劼老的个子要矮一些,面色红润,神采奕奕。他们俩都身着长衫,也都非常健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们谈话的内容,我当时以为很平常,并不懂得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就没有特别注意去听,现在更难以回忆。放眼四望,只记得这院子里有不少花草,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内外,菱角堰旁,有无数艳丽的翠蓝色或金红色的“丁丁猫儿”(成都小孩对蜻蜓的称谓)上上下下成群飞翔,吸引了我的注意。这种蜻蜓城里是很少见的。趁他们谈话的当儿,我便“自由行动”起来,到堰塘边去捉了好多只,捂在裤包里,一趟子跑回伯父的住处去制作“标本”——按照自然课老师教的办法,钉在“马粪纸”(一种纤维非常粗糙的纸板,不知道是否真的是“马粪”所制)上,带回城里,向小朋友们炫耀了好几天。这一插曲,印象反而深刻。现在想来,深感惋惜。被收入《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彙纂》的那些“彭光烈口述,李劼人纪录”的篇章,都应当是那段时间二位老人多次交谈而作的纪录。
    令我意外惊喜的是:原本以为沙老在“文革”中散失的“两大本资料”中,祖父为劼老提供的资料也全部散失,甚至永远毁灭了。现在,劼老提供给戴执礼先生的一批资料(除我祖父的谈话纪录之外,还有其他人提供的资料),居然在台湾的出版物中浮出了水面,重见天日,这又是何等的幸运,何等值得庆幸啊!后人从这批资料中,可以觅见劼老对《大波》最后三十万字的创作构思和思想倾向。那么,这些史料,又是如何躲过“十年浩劫”,流向海外,终于回归大陆,重返故里的呢?我花了几天时间查阅能够找到的有关资料,希望搞清楚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原来,当年劼老在自己保留纪录正本的同时,还另存有“抄件”作“备份”。这一“备份”,交给了一位可靠的朋友——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员,后继任四川大学历史系高级资料员和教授的戴执礼先生。那时,还没有复印机,要搞文稿备份,劼老或抄写者得用“蝇头小楷”全文抄录,殊属不易。现在,我们无法知道,劼老当时是否已经预感到这些珍贵文献命运多忤,将会历经诸多劫难,而未雨绸缪。但他的这一着棋,的确是高明之举。
     戴执礼先生是专门从事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收集、整理的专家,1959年即有《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一书出版,全书约60万字。此后,他继续扩大范围进行收集,积40年的功力和重大史料,编辑《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彙纂》,全书达200万字,收入新闻报导、官方文件、布告、私人笔记乃至标语等文件1500余件。“文革”中,他积累的资料也被“查抄”,后来又奇迹般地找回。1991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德所长发现《彙纂》书稿,认为这些资料“价值连城”,决定私人资助清稿,准备出版。继任的陈三井所长,延聘专家审查,以其“内容充实,包罗许多前所未能流传的史料,对于四川保路运动,以及四川区域史及辛亥革命史之研究,均有甚大之裨助,具出版价值。”皇皇巨著,终获出版。其中,有一些是当年连劼老都未能见到的后出资料。今后,海内外文艺界后起俊彦如续作《大波》或改编为影视作品,或创作相关题材作品,均可从《彙纂》一书中撷取资料,不再为史料零散,收集不易而发愁了。此外,循此线索,也许还能找到劼老当年的一些墨宝。
 
      我虽不敢说劼老生前苦心孤诣收集整理,沙老在“文革”中散失的资料全数在此。肯定还有流散在外的。但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有部分劼老认为最重要的资料内容定然已收入此《彙纂》之中,不再有湮没毁灭之虞。这实在是足堪告慰劼、沙二老和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先辈们的一件大喜事。海峡两岸有识之上同心协力抢救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珍贵历史文献,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努力终于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这件事,不愧为当代中华文坛永垂青史、功德无量的一段佳话。值此2011年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将近,特为之记。
 
                                                             2006年 冬 初稿 於 成都
                                                             2011年 菊月 定稿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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