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彭祖是武夷山的开山鼻祖，彭祖文化则是武夷山的母文化。朱子理学（闽学）的发祥地在武夷山，因而朱子理学应被视为彭祖的子文化。朱子理学继承和发展了彭祖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思想。因此探索、研究朱子“天人合一”哲理，对于深入开发、抢救和利用“双世遗”武夷山文化和彭祖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现实意义和理论实践意义的。

关键词：朱子理学；天人合一；自然生态系统

武夷山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其高度评价是：1、武夷山具有独特、稀有、绝妙的自然景观，属罕见的自然地带，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代表；2、是全球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3、武夷山古闽族、闽越族文化遗存是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4、武夷山是朱子理学（后孔子主义）的摇篮，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

“文肇朱熹，其间曾寓千年儒释道；功彪彭祖，此地长铭万古水山茶。”彭祖是武夷山的开山鼻祖，彭祖文化是武夷山的母文化。因而作为朱子理学（闽学）发祥地的武夷山文化就是彭祖文化的子文化。公元1177年朱熹在武夷山冲佑道观期间，完成了理学代表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这两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从宋代至清代700余年间，朱子理学（闽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并被称之为“道南理窟”和“执全国学术之牛耳”，其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和欧美等地。清朝学者全祖望认为：“两宋诸儒，门庭路径半出于佛老。”（《题真西山集》）“儒道并非对立，势若水火。”（战国竹简《老子》）。可以说，朱子理学（闽学）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儒学复兴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儒释道长期斗争，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其融合点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是由北宋张载首先提出来的，其“源头活水”则是来自上古的“彭聃”（即彭祖和老子）。本文试就以武夷山为发祥地的朱熹的“天人合一”哲理，作初浅探索。

一、理也者气也者形而上下

朱子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58,《答黄道夫》）朱子认为，形而上学者谓之道，形而下学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皆有个形迹。所以道器两者不分离。在这里，所谓形而上，就是抽象、超越的意思，而形而下，就是实在的器用的层面。理，是万物形成之前的一个总规律，是化生万物的根本；气，是形成万物的具体材料，是化生万物的工具。所以人与物的降生，必然禀受了这一“理”，然后才有各自的属性；必然禀受了这一“气”，然后才有各自的形状。这就简洁地阐释了作为朱子理学大厦中基石部分的理、气、性、形等概念，并巧妙地将天地之理、气与人、物之性、形结合起来，从而完善了他的继承和发展了上古“天人合一”思想。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既古老又难以回答的现实问题。神话传说是人类没有文字之前的历史，也是人类试图解决自身起源难题的最早努力。与超自然的人的神造说不同，朱子认为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相结合乃是产生万物（包括人在内）的本原。换言之，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理”与“气”结合而成的。“理”是精神、主体；“气”是物质、客体。主客体的相结合便产生了万物，意味着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倾向，因之也被称之为“客观唯心论”。当现代科学家通过“基因”研究和“克隆”的成功，揭示了生命的秘密，为生命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有的科学家还提出了“水是生命的源泉，水是生命之母”等命题，论证了人类发源于海洋，说明水是“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尽管研究角度不同，成果不一，但“人类是自然之子”却是大家所共识。

二、太极万物之根运转周流

“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延平答问》）“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朱子语类》卷94）朱子太极说的渊源来自《周易》，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便是例证。而他论性的渊源，则来自《中庸》首章论性之论纲，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太极乃“是天地万物之大本大根，万化皆从此出。”（《朱子语类》卷121）朱子循着周敦颐以《中庸》释太极思路，极力强化以《中庸》天命之性论来阐释其《太极图说》，强调“性，即理也。”（《中庸章句》）在朱子看来，太极与理都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并以此进一步确立了理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苍苍之谓天，运转周流不已。”“天地生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朱子语类》卷1）其意是：那悠深旷远（的空际）就叫天，（它）运动周转，循环往复从不停息。天地化生万物已有千万年之久了，从古到今只是没有离开那许许多多的物种。显而易见，这与道家学派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道”是周行不殆的圆；“道”即规律，规律即圆。它运动、发展的途经就是圆圈式地循环。天与人的变化和发展，绝不可能脱离这个规律的。可见，循环论也是朱子思想一大特色。朱子认为，人只是天下万物中的一种。从本原上来说，天与人绝不能分离的。当人类步入社会之后，人更具有其它动物所没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性。这是人之本质属性所在，也是人之优越性所在。如果脱离了人的双重性，就无法去论“人”了，也就无法去正确处理人与天的关系。地球是人类及所有生物共有的家园，生态系统是人类及所有生物的一个共同体。人类只是地球上这个由石头、土地、植物和动物组成的共同体的极小部分。因此，必须坚持“天人合一”思想，摒弃源于近代欧洲建立起来的图像化的世界观和人类支配、统治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彻底改变把自然界视为满足人的感情偏好的原料仓库的掠夺性的开发方式，不仅要注意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要注意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以达人和自然的和谐。

三、天即人人即天理一分殊

朱子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卷17）“天人本只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同上）朱子论天人都渗透着宇宙本原之“理”，所以天就是人，人也就是天。天人一体两分。自然的天不比人大，人也不比天小。此乃“理一分殊”理论在天人关系上的推衍。朱子发挥中国禅宗中“一即一切”的观点，提出了“理一分殊”说。他认为“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并用“月印万川”作比喻：月亮倒映在千万条河流中，每条河流中的月亮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而千万条河流中的月亮实际上都是一个天上的月亮，因此，作为万物本体的“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理一”。而部分和整体只是对具体事物“分类”而言，这才有效，对于世界本体的“理”却是无效的，这就是所谓“理一分殊”。在这里，朱子对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十分精确。现代心理学认为，抽象逻辑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联系的过程。从整体到部分的过程，叫分析；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叫综合；从一般推到特殊的过程，叫演绎推理；从特殊推到一般的过程，则叫归纳推理。推理是判断和判断之间的联系，是在已有判断的基础上推出新的判断的过程。所有推理，只有当它能揭示事物之间存在的本质规律性的联系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任何正常人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都具有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等，只是有所侧重罢了。有人说，我国古代《易经》等思维方式只有归纳、没有演绎，“天人合一”的观念阻碍了我国近代科学产生的归因，笔者着实不敢苟同。

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为了追求理性和现实生活的结合而大力赞扬中国，因而中国儒家文化便成为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由于他为实现孔子教导和道德规范，以节制私欲、敬天爱人等行为准则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在他去世之后被其学生称之为“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也被其学派门徒们尊称为“欧洲孔夫子”。发表于1758年的《经济表》，是魁奈分析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天才的作品。其中贯穿了魁奈思想的二重性，一方面反映了他当时对自然学科数学的重视，另一方面又试图表现客观事物的全体，谋求将自然秩序和社会实际秩序合二为一，想用一个可以说明世界以及综合一切的数学公式。这表明魁奈已经把“后孔子主义”的朱熹“理一分殊”的天理人伦观点引进经济领域。近代德国思想巨人莱布尼兹（1646-1716年）也十分了解中国“天人合一”思想，极推崇这中国实用哲学。他认为“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前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哲学很久很久之前。”他写道：“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达到先定的和谐。”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中国哲学敬仰之情。他后半生涉足政界，利用曾任外交官、宫廷顾问和创建柏林科学院及任院长的身份“以打开中国门户，而使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互相交换”。他与在北京的传教士白晋以通信方式共同探讨《易经》长达六年之久。终于他从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入手，发现了《易经》的二进制原理，撰写了《论二进位制算法》，对现代的控制论和计算机原理基础有着重要影响。在《单子论》中，他既反对笛卡尔把心和物分为两个实体的二元论，也不满意斯宾诺莎把实体都归结为自然的做法，认为实体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无限个的。这个无限的实体是精神性的，称之为单子。而单子只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的整体，是不可再分的。世界就是由无数单子所构成的单子世界，单子间没有联系，单子间的和谐关系是先定的。显然，莱布尼兹单子的基本含义，与朱子的“天道”、“太极”、“理”相一致。所谓精神性实体，就是天与人、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它能统领万物，变化莫测。朱子的“天人合一”，只有一个“理”，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人类作为自然界的具体事物分类来说，也只是整体中的部分。人类若把自己视为主宰万物的犹如西方哲学家尼采眼中“已经死去”的“上帝”，任意摆布万物，去征服自然。不仅是无“理”取闹、无能为力，也是十分有害的。因此，必须增强生态环境意识，讲整体，讲大局，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正确处理自然与人类、生态与经济、开发与保护、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福利的辩证关系。

四、天地人共依存相互为用

朱子认为，“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朱子语类》卷1）“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以火烘干）物，而薪爨（灶，炊）必用人。”（《朱子语类》卷64）在朱子看来，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地有金木水土四种元素，人有仁义礼智四种美德，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为用。天能够生养万物，但耕田种地必须靠人；水能够滋润万物，但灌溉田地必须靠人；火能够烘干万物，但用柴烧灶也必须靠人。人应当像天地具有其自然禀性一样要有起码的道德修养，尤其应当要有起码的生态环保道德观念和修养，使人和天地共生共存、和谐发展。

朱子的人性两重性，是指一方面“仁义礼智”天命之性，是“天理”，是孟子所谓“善”；另一方面是“饮食男女气质之性”，是“人欲”，是荀子所谓“恶”。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但又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因此，朱子告诫人们：“只有‘克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并通过自觉禁欲、敬畏道德规范来涵养内心中的“天理”，同时还要通过格物、致知来发现、发掘心中的“天理”，也才能“复尽天理”。但他并不否认“饮食男女”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的存在和满足，如果人的欲望只剩下最基本的生存欲望，那么，人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我们应把朱子人性两重性视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亚层次。从这个角度说，把“当代儒学”称之为“生活儒学”是十分有意义的。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道德与利益是统一的。正确对待利益问题也是一切道德问题的出发点。生态环境道德作为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于生态环境利益关系的规范，其基本原则就是生态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高于一切。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考虑其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或不可取代性。即使可再生，也必须给予喘息的机会，让其能够休养生息，促使自然界各要素的共生互利、协调发展，否则就在“吃子孙后代的饭，断其生路”。一般地说，在市场经济消费中的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地使用能量，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灾难。因此，人的消费必须严肃考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坚持以提高生活质量和确保身心健康为目的的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人类应该提倡节欲，反对禁欲和纵欲。现代文明的危险就是放纵物欲，而物欲横流就会导致现代文明的两大危机——心态危机和生态危机。节欲就是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观，它与挥霍性、浮华性、铺张性、新奇性、讲体面、讲排场，讲阔气的高消费观相对立的。因为鼓励高消费就是鼓励奢侈和浪费。应当说，自然界是能够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消费资源的，而人类消费过的东西又能够被自然界分解和吸收，成为自然界发育的养分，然后再以更多的财富回报人类。这样互依互存，互用互惠，才能形成自然与人类的良性循环。

五、人是最灵之物不问命运

“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恁地（意即如此）大事，圣人独能裁成辅相之，说于其他。”（《朱子语类》卷20）其意即：人是天地之中最为灵巧之物。而天能够遮掩万物却不能承载万物，地能够承载万物却不能遮掩万物，如此大的事情，唯独圣人能够巧妙剪裁（天地之道），协助天地成就功业，何况对于其他的（细小之事）来说呢。因此，朱子主张“只看义理如何，都不问那命。”（《朱子语类》卷34）朱子论天人，尤其论理气，喜讲一体两分，既对立又统一，其中蕴涵着辩证法的因素。所以，人对天命有何足畏？事业前途只讲“义理”，不讲“命运”。可见，朱子是反对那种歪曲《易经》本意，进行卜卦算命行骗。

《易经》是讲天道的。“易”字有“变易”、“不易”（不变）、“简易”三重涵义，在这里它为日月，为天的。日月运行，自有天道，男女交往，便有人伦。人伦是人间的天道。《易经》又是尊天的，天性喜动，并自豪地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天体、日月、星辰，昼夜运行，从不懒惰，永恒运动，人就应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勉力向上，决不停止。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人是自然界“最灵之物”，灵就灵在人能够认识、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能够协助自然成就功业。但人的生存和发展绝不能离开自然。只有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了解自然，掌握自然规律，才能正确利用自然规律，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六、天地生生之理心动恻隐

“自古亘今，生生不穷，人物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朱子语类》卷53）“天地生生之理，这些动意未尝止息。人惟是有恻隐之心方会动，动处便是恻隐。若不会动，却不成人。”（同上）朱子认为，从远古到如今，万物生长发育，从未有完结的时候，人物也就禀得了天地化生万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天地化育万物，进进不已，这些运动变化之意从未停息过。人只是有同情怜悯之心的时候才会（有如天地生物之“动”的）心动，心动之处就是同情。如果不会心动同情，就算不上是人。这些论述是朱子对其“天人合一”论的阐发，强调自己伦理说“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

环境文化是指一切有关人类认识、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事物和与之相应的行为、心智状态的总和。它是表征人与自然的生态文明相互关系的历史范畴。生态伦理学先驱、美国生态学家阿尔多·利奥波德的眼光已经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圈子，从大的生态系统的全局出发，指明了人的生存道路。他有句名言：“像山一样思考”“只有山活得够久，可以客观地聆听狼的嗥叫。”的确，只有像山一样思考，才能认识到狼、蛇等野生动物对于生态系统的意义，进而才能认识到自然并不只为或者不主要为人而存在。于是，他大声疾呼：“人类必须要有生态良知。” ！朱子早就指出：人对待生态万物必须要有同情怜悯之心，否则，就不算是人。今天，武夷山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了名不虚传的“天人合一”的“双世遗”，这与历代武夷山文化所培育的良好生态环境道德分不开的。生态环境道德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社会公德，全人类都必须要有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公德。

七、天地万物之本致中致和

“天地之位本于致中，万物之育本于致和。各有脉络，潜相灌溉，而不可乱耳。”（《朱文公文集》卷55《答李时可》）在这里，朱子又从另一角度进行天人说的论述，他指出天地的得位根本在于无所偏倚，万物的化育根本在于恰到好处。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运行轨迹，暗中又互相交融，而其次序又是不可打乱的。朱子以《中庸》为根基，强调“天人”之根本在于“致中”“致和”。“中”反对“过”与“不及”，承认事物发展有个“度”问题；“和”反对“不适应”与“不平衡”，承认事物之间有个“和谐”问题。换言之，也就是天人之间有个“合一”与“中和”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永恒话题之一。可持续发展作为当现代人类得以长期存在的现实选择，在哲学理念上体现了理性与价值双重尺度的整合。一方面根据理性原则，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则要根据价值原则，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要求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使之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传统发展观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然界的掠夺者和征服者，自然是人的奴仆，是僵死的、机械的，可以还原为数字，毫无内在价值可言；凡是人们所期望的，就是能够实现的，这种理解虽然是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并会驱使着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了人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忽视了潜在的、影响未来的危机。恩格斯曾严肃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3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能动的因素，但作为自然人只能在生态规律的制约之中生存和发展。从人类的能动性角度出发，提倡人们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界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人类一定要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八、阴阳两两相对知行并行

“阳往交易阴，阴来交易阳，两边各各相对。（《朱子语类》卷65）朱子在这里说的是，阳气过去交互变化成阴气，阴气过去交互变化成阳气，阴与阳是相对范畴。说明阴阳二气的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的道理。“变是自阴而阳，自静而动；化是自阳而阴，自动而静，渐渐化将去，不见其迹。”（《朱子语类》卷74）意思是说，“变”是自阴而阳、自静而动的质变形态，而“化”是从阳到阴、从动到静、渐渐地化了、看不见踪迹的量变形态，阐明了变与化这一相对范畴的基本特征。朱子中年完成了《太极图说》这部杰作，晚年他又与高徒蔡元定合著《参同契考异》，他还以“空同道士邹訢”的名义写成了《阴符经考异》，堪称是研究八卦学的姐妹篇。近年来，在福建省古田县杉洋村朱子讲学的蓝田书院附近，发现了朱子夜观天空景象的聚星台和石室遗址。可见朱子非常重视天文的实际观测，才能使之提出了许多闪光的天文思想。近代学术界公认，朱熹的“宇宙生化说”是超前于西方的东方古典星云说，格物穷理精神已经同西方的近代证实科学精神取得了一种历史的沟通。难怪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如此往复循环不止。那么，朱子是怎样对待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两者的关系呢？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即务实）；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同时，他还要求“知与行工夫须著（即都）并到。”（《朱子全书》卷7）在朱子看来，认识越明晰，实际行动时就越务实；实际行动越务实，认识就会更明确。知与行两者的工夫必须都要到家。换言之，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两者不可偏废，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在《易经》里，阴和阳两爻是构成八卦以及后来的六十四卦乃至万物的基础，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运动、男、天等特性，阴代表消极、保守、柔弱、静止、女、地等特性。阴与阳是构成自然乃至社会运动的基本矛盾，而双方矛盾力量的对抗转换才构成了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朱子“天人合一”论乃至整个儒家文化来源于《易经》，它是借用天道，来说明人生应该像天一样奋斗不息，同时人际关系亦应以天道为准，天道人伦不可逾越。而道家却是借用地性，来说明人生应该像地一样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养生延年。墨家则是借用山理，来说明人生应该知止兼爱，互不侵犯等。天道、地性、山理均为自然之道，用自然之道来阐发人生之道，这正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结合点和显著特色。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千葩万蕊争红紫，谁知乾坤造化心？”朱子用了“天人合一”的哲理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武夷山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然和文化巧妙、和谐结合的世界遗产，成为研究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地，这与历代武夷山人继承和发展朱子“天人合一”哲理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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