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哲学家康德说：“最令人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是康德对东方崇尚自然、“天人合一”道家经典著作《道德经》的惊喜和称道。彭祖之道为道家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世人称彭祖为道家学派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历代也素有“彭聃”并称。研究认为，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别具一格，它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存活的现代标本，从中可以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思考。曾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西方现代科学家认为:“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或者这样说也许更正确：老子当时就发现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虽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但事实上二者却是很相似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写下了《老子》这部奇特的书。不管怎么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某一时代，老子怎么会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提出那样严厉的指控。”（转引自《老子》“前言”）

《道德经》即《老子》，大约成书于春秋，流行于战国。全书分为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全书贯穿了独特的由天道推及人道的“天人合一”为主线的宇宙观、人生观、哲学观，它是一部古今中外公认的言简意赅的古典哲学著作。解读《道德经》不仅能给我们启发和提供最深刻和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和人文精神，而且还能突出地体现在终极性的天与人的贯通，人与自然生态万物的共生，人与社群之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悠久无疆等方面，对克服当现代人生存危机可提供启发及其做出根本性、创造性的转化。现就《道德经》相对哲学范畴试述如下：

一、天与地

天地本属“自然”。“自”是指“自从”，“然”是指“既然”。“自然”就是指宇宙学意义一维和多维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过程。《道德经》的“天地”加“万物”是“万有”意义上的宇宙，是至大无外的“大一”。而宇宙中的人是最重要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引自《道德经》二十五章，下引该书，只注章名）要如何认识自然和正确对待自然？它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古时候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使用后即被抛弃掉）”（五章）意思是说，天地本没有仁爱之心，它无所谓仁爱，因此对待万事万物就象对待刍狗一样，任凭它自然发展。“天地”是物理的、自然的存在，并不具有人性，是“无为”的。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照自然界规律变化发展的，不需要任何临驾于自然之上的物质来左右。这种“道法自然”天道观与“无为而治”人道观的有机结合而成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道德经》的哲学基础和前提。

楚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对天地人的形成、阴阳造化在《天问》中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冯（古字与‘凭’同）翼惟象，何以识之？阴阳之合，何本何化？”这在古今中外的各种宗教、神话传说中有着不同的回答。《圣经》记载，天地人万物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的。《古兰经》明确宣示，真主曾在六日之内创造了世界。中国也有盘古开天地、女娲用黄泥造人的故事等。其共同点是，无一不把天地和生命的起源归功于超自然的力量。而《道德经》则十分明确地否定了超自然的“造物者”的存在，确立了“天人合一”的无神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哲学体系。

在原始的“天人合一”阶段，无主客之区分，也无自我意识，只有“感受”，犹如婴儿吮奶般。到了高级的“天人合一”阶段，人的精神发展到了审美意识，使人的“世界”与“物”的“差异”合二为一。用《道德经》的话来说，就是“学不学”、“欲不欲”，以去欲望、功利、知识之蔽，克服人己之分。古希腊早期思想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至470年之间）则用“爱智慧的”形容词来说明自然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其中“爱”是指事物之间的和谐一致、相互适应的意思；“智慧”是指所有存在的东西（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都属于存在；而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在存在中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与“天人合一”的哲理相类似，说明世界上许多哲理是相通的、共鸣的。

二、道与德

作为中国古典哲学最高范畴并予以系统论证的“道”，最早是在《道德经》里提出来的。“道”本来是一个极普通的概念，原初意义就是人们走的“道路”。老子却把它作为自然运动或人类运动的规律，如“天道”、“人道”之类，并把“道”提炼、抽象为宇宙人生的最高范畴。对于“道”的定义，《道德经》没有作正面直接地回答，曰：“道，可道，非常道”（一章）在这六个字的分句里，却出现了三个“道”字，第一和第三个“道”字是老子学说的专用术语，第二个“道”字是动词。这就是说，如果“道”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不是永恒不变普遍常在的“道”。这里“道”就是宇宙学的时间和空间。其超级深度的内涵，就在于宇宙时空变化过程的分析。时空在前为因，时空在后为果。在因果分析过程中，许多具体事物中相同成份就是规律，在单一的事件中涉及远近不同的时空里的大大小小事件，其中有的虽远虽小但却是关键，那也就是现代所说的“信息”和“控制”。规律表示“同”，信息表示“异”，一同一异，合而为“道”。时空是万有存在的本质，既是“有”，也是“变”，若得大道者，必定与时俱进，万物共荣。事实证明，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至一个群团、一个平民百姓，都必定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道”的基本特征有：（1）“道”是虚空的，但能容纳一切；（2）“道”是无限深广的，它是万物之宗；（3）“道”是无私的，它能使物竞天择以达生态平衡；（4）“道”是永恒的，它是万事万物有与无、变与不变、动与静的辩证统一；（5）“道”功能是无所不及、无穷无尽的。欧洲古典哲学家巴门尼德（约公元前6世纪末—前5世纪中叶以后）提出了关于“存在”学说，认为只有存在才是事物和宇宙的本原，就像“道”的观念一样，“存在”本身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不可分割的。“存在”这种属性只有理性方可认识，而人们时时刻刻感受到的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无”或者说是“不存在”的。

《道德经》一面谈“道”，一面论“德”。“德”与“得”相通，两者同音而假借，意为具体事物得之于“道”的特殊性质。万事万物的特性是从世界的本原那里获得的，万物因得“道”而成为万物，因此得“道”便是“德”。换句话说，“道”之所显现于物的功能，称之为“德”。“道”是“生而不有，育而不恃，长而不宰”（五十一章）。这种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抚育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导引万物而不主宰的性能，称之为“玄德”，即潜在、深厚的“德”。《道德经》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一章）再次强调，大德的表现完全是由道所决定的。在人生现实问题上，“道”体现为“德”。行善积德的仁爱行为始终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品德。继承了道家学说的道教比起其他的宗教来，通过它所特有民俗传统和医药养生之术，做得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因而千百年来它就能生生不息不衰。

法国作家雨果（公元1802—1885年）说过：“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创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人的价值，人的存在的意义空间，不仅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且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展现出来。《道德经》告诫我们：“圣人无常心（即私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要做个“圣人”就必须没有私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使人人守信、向善。做事为民，诚实信用，言行一致，名副其实，才是正道和正名。不难看出，老子所揭示的历史进程，其最重要价值评判，就是看“圣人”是否诚信。“圣人”诚实讲信用，老百姓就相信他、拥护他，反之就轻侮他、反对他。现今人类必须改变内心的道德信念和责任意识，用对生命的敬意和爱护，展现对大自然的尊重态度，并成为完善的道德监督者，不能把自己看成是唯一的道德主体，不能把道德看成仅仅用于维护人这种生命形式的工具，而要能够承担起保持和维护自然界一切生物的道德责任，积极促进自然界的进化和宇宙的活化。

三、无与有

　《道德经》是一部环环相扣、逻辑相当严密的古典哲学著作，“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几乎就为整个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基调。“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原意为边界，这里可引申为开端、端倪）。”（一章）这里的“始母”，应解释为：用“无”指称天地之将来，是女儿；以“有”指称万物的过去，是母亲，女儿由母亲生。古之“無”字造字象形大有深意，上面像个覆蔽，中间六笔像纵横多元的事物，下面的四点不是火，而是模糊不清的遥远的未来事物。甲骨文的“无”字却好像倒立的树，表示生生益繁的将来，与易学观念一致。古之“有”字，上为“又”象手，意为实执。下为肉，内二横象骨，表示动物被杀后去除头蹄下水，意指那曾经是活着的，是过去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理解，《道德经》“无”，指的就是天地混沌未开之际的状况，“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根本的命名。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幽远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所谓“同出”，是指过去和将来共有一个分界点，即瞬刻的现在。“同谓之玄”就是说“同出”的“共同项”称之为“玄”。这“玄”是流变日新，因而称之为“玄之又玄”。一切新事物从现在产生，故此又称之为“众妙之门”。因此，“无”与“有”两者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奥，而是玄妙又玄妙、深远又深远，概括了宇宙万物的一切奥妙门道。“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体现了“道”是“有”与“无”的辩证统一。

在《道德经》里，老子还作了通俗易懂的例证：碗和茶盅的中间是空（无）的，正因为这中间部分是空的，才能起到碗和茶盅（有）装东西的作用。因而“有”与“无”又是相互为用的。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有占有的欲望，是因为该人是把获得利益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那么这就是以物之对人有用作为人生终极追求的。显然，老子是反对那种物欲膨胀的占有欲。欲望是人之本性，谁人没有欲望呢？而适当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是完全正当的。问题在于，有些欲望超越了客观条件，强行去满足那些过分的欲望，因而就会出现危险，也可能会走上了犯罪道路。可惜社会上穷奢极侈、追求声色犬马之事太多了，为官如此必贪，为商如此必奸，为民如此必盗，因为除此而外，就无法满足他的无休止欲望了。“祸莫大于知不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所说的“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知足不辱”（四十四章），可作为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的一条行为准则。道家一再提醒人们：要以清静为本，俭朴为真，不贪荣名，不敛钱财。这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来规范人生，显然是行不通的。但作为一种“勿暴殄天物”的熵的定律的资源共享，便是很时兴的观念了。

必须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这是老子多处论述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重要原则。所谓“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可妄为，“无不为”是说没有事情是不能为的。主张一切都要顺应自然，因应物性，做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不要存奢望，不要好大喜功。“无为”是手段，“有为”是目的，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四、阴与阳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这是说，“道”最初处于一种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然后由一而二，分阴分阳，阴、阳、和三者就衍生了万物。万物都是阴阳二气之和的矛盾运动的产物。老子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诸如：阴阳、有无、生死、祸福、损益、动静、大小、高下、前后、难易、进退、始终、正反、长短、智愚、巧拙、善恶、美丑、强弱、刚柔、与夺等，揭示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阐发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同时，“物壮则老”（五十五章）“木强则折”（七十六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说明矛盾的双方都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以对立的另一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均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而变动之因在于事物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他的名言是“斗争是万物之父”。如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对后世的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早形而上学体系、唯心主义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年）首先把数学运用于哲学领域，认为万物的本质是一种抽象的、非物质数字，这些数字代表了一切，万物均源于数。譬如：“一”代表秩序，“四”代表正义，“十”表示完全。这已经非常接近同时代《道德经》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念，这不仅反映了东西方古代哲学家思想的共通之处，而且也与现代的“信息化”、“数字化”表征相类似。

五、宇与宙

《道德经》把“宇”规定为空间，把“宙”规定为时间。这样就把“宇宙”的概念定义为时空的统一，是绝对性的“无时空性”与相对性的“有时空性”的统一体系。“周行而不殆（不息之意）”（二十五章）、“反者道之动”（四十章），说的是“道”的运行特征是向相反方向转化，且往返循环变化运动的。被称之为“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死生气，气死生水，水死生土”的“下降路线”与“土死生水，水死生气，气死生火”的“上升路线”构成了一个圆周式变化运动，在此圆周上的“终点就是起点”。这一循环论学说对后世哲学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被称中国两个半哲学家之一的福建籍民间哲学家任恢忠提出，“在扩展运动和发展运动之间，有个‘零点运动’，就像是纵坐标和横坐标之间有一个原点‘零’一样，在起着中介和引渡的作用。一切物质体系的生成与消逝、消逝与生成都必须通过零点运动来进行引渡和转化。”（《福建日报》2003年7月23日陈惠华、郑光生文）这却被人称之为哲学界的突破和创新。笔者认为，“零”和“零点运动”概念与《道德经》的“无”和“周行而不殆”概念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切事物的变化运动都以“生长—消逝—生长”、“平衡—不平衡—平衡”波浪式、圆周式、线性或非线性式、单维度或多维度式地变化、发展或上升。

六、名与实

“名”有两种用法：（1）作为命名用，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的“名”；（2）作为通过逻辑推理而形成的概念用，如“名可名，非常名。”（一章）的第一和第三个“名”，是《道德经》中重要哲学范畴。“名”是对“实”（即客观事物真实本质）的反映。“名”必须符实，才是真实确切的“名”，否则，就没有哲理意义。因此，由“道”产生的“名”，就不是礼乐制度的那种“有名无实”的“名”，而是普遍存在的“名”，它反映了存在与思维、实与名的辩证关系。“存在”于概念之先，并独立于思维之外。先有实，后有名，而不是相反。“名与身孰亲？身与货（财富）孰多（轻重之意）？得（指名利）与亡（损失性命）孰病（有害）？甚爱必大费（耗费），多藏（藏货）必厚（惨重）亡（损失）。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危险），可以长久。”（四十四章）这就告诉人们：过分重视名利就必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过于积敛财富，必定会遭致更惨重的损失。所以说，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这样才可以保持住长久的平安。

《道德经》又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十八章）意思是说，崇尚自然无为的大道被废止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映病态社会的仁义；巧智奸诈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极为严重的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周作人关于文化启蒙有过一段名言：“传教式的科学运动是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还只是普及教育，诉诸国民的理性。”（《乡村与道教思想》北新书局1936年版）在这里，他是说形式主义的“科普”是无济于事的，关键在于扎扎实实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双刃剑”科学技术作用，人所共知。人类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上天入地，移山填海，远远超越了体能的极限，堪称“万物之灵”。但是，如果人类过于为自己征服自然的能力而自得，狂妄自大，几乎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本原，失去了“大道”，基本上行的是弱肉强食、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丛林法则”。随着人类贪欲的膨胀、理智的缺失、科技的滥用，就会把所有的存在物都变成供自己消费的原料，无休止地掠取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任意地支配和破坏，把“万物之灵”变成“万物之屠”，把“亲和关系”变成“豺狼关系”。这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指控”，而且也必然会酿成“自我的毁灭”。现今世界有了高新科技、先进精密武器，打起战来，已分不清前方和后方。世界之所以有太多的杀戮、侵略、征服，太多的压迫、掠夺、欺诈，太多的恐怖和自杀性袭击，就在于普遍缺失一种对他人和自己生命的尊重，缺少一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这种两面性的存在，使得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环境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类必须首先依存于自然环境，他只能是、并且将永远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微小的个体。社会属性说明了人类是社会的人类，人类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是社会的进步，而这种发展和进步是在一定的环境范围内进行的，并受制于环境的约束。或失与离开了这种环境与范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必将失去意义。人的价值和优越性，应当表现为善待自然、善待生命、自我超越的能力。相对而言，道家文化更偏重于“肯定人、启迪人、解放人”“个体自我的张扬”和“以人为本”，更关注于以理性接近自然、生命和日常，因而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屡次成为解放思想、革新创造的精神支撑，其风范人情不绝如缕。这不能不说与道家坚持“天人合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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