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娟：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三）——兼論《漢志》“小說家”之成立(2)

八、論《彭祖》與先秦箴銘體之關係
　　《彭祖》全篇之對話以四言韻語為主，亦為特色之一。《莊子?天下篇》謂宋銒“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知其不獨游說君王，亦向大眾說教，故宋子一派除依託老壽之聖賢、假事於鄰人外[217]，以韻語編綴文句，使之琅琅上口，更易浹髓淪膚而入於人心。劉節先生曾云： 
    在戰國初期的思想家，有一種共同的風氣，各家往往把自己的思想，造成韻語，作為格言。例如《呂氏春秋?知度篇》引子華子的話說：“厚而不薄，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眾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又如《意林》引《慎子》，有“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而《心術》、《白心》《內業》諸篇中的韻語更多。筆者以為這些韻語，原本都是宋銒、尹文的話，而這些解釋，或許是其門弟子，或後學所說的話。[218]
    按，《管子?心術》、《白心》等篇雖未必即宋、尹一派著作（說詳下），但二子同游稷下，與齊地學者論辯交流，其學說及表現方式必互相影響。《荀子?正論》謂宋銒“立師學，成文曲”；《非十二子》謂慎道、田駢“終日言成文典”。 楊倞《注》：“文曲，文章也。”王念孫引《非十二子》文，謂《正論》“曲”為“典”之誤，王先謙《集解》從之。[219]王天海《校釋》不破楊注，認為“文曲，文章之統稱”，並認為《非十二子》“文典”為“文曲”之誤。[220]梁啟雄《簡釋》別立新說，謂“曲”即“章曲”，乃宋子“上說下教”所用的短篇韻文。[221]按，疑後說是。“文曲”即“章曲”，《非十二子》“文典”亦“文曲”之誤。《管子?內業》、《心術》、《白心》等篇存有田駢、慎到及宋銒遺說，從《管子》諸篇及楚竹書《彭祖》看，文章多用四言韻語排比，真可謂“文曲”也。《禮記?樂記》：“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孔穎達疏：“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段玉裁謂：“樂章為曲，謂音宛曲而成章也。”[222]《國語?周語上》：“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韋昭注：“曲，樂曲也。”瞽者所獻曲乃作為規諫之用，當為合樂之詩。《初學記》卷十五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223]《詩?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引伸言之，有韻之文亦可謂曲。陸機《文賦》：“放庸音以足曲”，呂延濟注：“文有音韻，故通稱曲也。”[224] 
　　從體製上看，諸子或小說家這類濃縮的韻語格言若省去依託對話之人物及背景，即成為簡鍊的“語”（文獻常以“語曰”稱引），其形式實與箴銘體有關。《漢志》謂小說家“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即桓譚所說“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225]其所“綴”者蓋為短小故事或韻語，以二者皆淺近，易動人心。關於小說家之源流，《隋書?經籍志》所論較全面： 
　　小說者，街談巷議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 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 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
    按，此說蓋引《周禮?地官?誦訓》、《夏官?訓方氏》及《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答晉悼公語為據。明人胡應麟論小說種類有六：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所謂“箴規”即《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226]蓋小說既有取於“工誦箴諫”之意，故本有近於箴銘之一類。《四庫全書總目》謂歷代小說“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並論小說具“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227]”之功能。張舜徽先生《講疏》更謂“顧世人咸知史鈔之為鈔撮，而不知小說之亦所以薈萃群言也。”[228]凡此所論，皆合於《漢志》小說之觀念。 
　　前文論劉向所編之《新序》、《說苑》為小說家之淵藪，而二書皆有諷諫性質。余嘉錫先生謂：“譚獻《復堂日記》亦云：‘《新序》以著述當諫書，皆與封事相發，董生所謂陳古以刺今。’此真能知古人著作之例矣。不然，向之為學，雖非後世之考證家，然博極群書，尤熟《左傳》。《論衡?按書篇》云：‘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婦女，皆呻吟之。’其精熟如此，豈不知司馬子反、葉公子高、令尹子西與昭奚非同時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為寶’之意耳。”[229] 
　　在漢代經師的觀念中，小說家之成立與采詩及瞽史諷誦之傳統有關。先秦之小說家與道家關係密切。戰國時期，道家擅長以類似箴銘之格言說教，此不獨《老子》然，前文所舉稷下道家作品，如《管子?心術》、《心術》、《白心》等篇及馬王堆帛書《稱》、竹書《彭祖》皆有此一特色。《文心雕龍?銘箴》對箴、銘的源流、功能及體製特點論之頗詳，其說云：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顧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230]
    所述先秦箴銘尚有存者。[231]《漢志?諸子略》道家類有《黃帝銘》六篇，顧實先生云：“黃帝《金人銘》，見於《荀子》、《太公金匱》、劉向《說苑》；黃帝《巾几銘》，見於《路史》。是六銘尚存其二也。”[232]按，《路史?疏仡紀》引黃帝《巾几之銘》云：“毋弇弱，毋俷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233]至於黃帝《金人銘》，今本《荀子》並無此文，顧實謂：“《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引《孫卿子》。又五百九十引《家語》孔子觀金人節，注云：‘《孫卿子》、《說苑》又載也。’皆可為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今本脫佚之證。”[234]《說苑?敬慎》載孔子之周，於太廟見三緘其口的金人，其背有銘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 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235]
    據鄭良樹先生所考，《金人銘》與《老子》關係密切，有不少雷同的文字可相互印證，其時代當在春秋之季。他又指出，《老子》的作者不但引用該銘，且推崇《金人銘》，以之為教父、聖人，其成書時代應不晚於孔子。[236] 
　　從《金人銘》、《巾几銘》看，可知道家從《老子》至稷下之慎到、宋銒，咸取箴銘“規諫禦過”之思想，於人世之論多尚敬慎，並擅長以箴銘體說理。竹書《彭祖》亦有此種傾向，其篇末改造正考父銘，並謂“毋怙富，毋倚賢，毋尚鬬”，皆有箴銘體之特色。此外，通篇對話以四言韻語鋪陳，亦上承《金人銘》、《老子》。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稱》篇，體裁亦類似箴銘格言。葉山先生認為該篇“不是一部系統完整的著作中的一個有機的部份，而是一部引自早期文獻或口頭名言的格言集錦匯編。從這部匯編中，帛書其他文章的著者吸收了靈感。也就是說，這意味著其他文章著於這一格言匯編之後。”[237]李學勤先生進一步指出，其年代早於《慎子》[238]，而與《老子》、《逸周書?周祝》一脈相承。[239]該篇之所以題為“稱”，乃稱引、稱述之意，王利器先生云： 
　　《管子》有《小稱》篇，蓋即對《稱》而言，謂之小者，謙也。有如是者，特其一隅爾。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非掠人之美，揜人之長，蓋將以為此乃天下之常言，人所共知，故人得而用之，孔子所謂“述而不作”是也。[240]
    《稱》篇之性質近於《說苑?談叢》、《逸周書?周祝》[241]，當為稷下學者所蒐集，用來作為教學或談資的格言錄。關於《稱》與《周祝》之關係，李學勤先生認為：祝專掌文辭，他們在工作中蒐集、累積一些格言諺語，正是其職業之需要。先秦祝、史每相兼互通[242]，史官掌記述“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歷史經驗的凝結也往往以當時流傳的格言諺語表現。《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實際是說，道家之所以有“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思想，乃是導源於史的經驗。[243]老子之被傳為“太史”、“守藏室之史”、“柱下史”，或亦與此有關。[244] 
　　春秋時期，貴族賦詩斷章取義，儒家重視此一傳統[245]，論理好引《詩》為說。道家則模仿箴銘，造為韻語而上說下教[246]，二者殊途而同歸。戰國前期之諸子，誠如劉節先生所說，流行以格言、韻語說教。儒家中子思一派的著作頗沾染此一風氣，如郭店竹書《五行》[247]：“仁之思也清，清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愛則玉色。”“不聰不明，不聖不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樂，不樂亡德。”此篇好引《詩》為說[248]，又有格言化之傾向，無怪乎《荀子，非十二子》批評其說“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從上引《五行》文與《彭祖》、《管子》諸篇相較，知以格言說教宜以韻語為之（箴銘多為樂師所作，因其熟悉韻律），子思或其弟子也許不擅此道，徒知編綴一連串術語，若不深入體會，則讀來如同嚼蠟，失去易於記誦之效果。是篇早佚，或亦一因。 
　　戰國晚期，大儒荀卿模擬南方民間舂米歌謠作《成相》一篇[249]，以三、四、七言之韻語錯雜，敷陳君道；又於《賦》篇以諧隱之賦，虛構君臣或師生對話[250]，篇末更有四言之佹詩、小歌，皆以韻文說治道。[251]《荀子》二篇繼承瞽矇諷誦之傳統，唯形式採用當時流行之歌謠、俗賦，別開一途。《漢志?詩賦略》以荀卿與屈原並舉，謂二子作品“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可謂得其要旨。